艰难起步初成规模

王祥贵：一九六七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6731部队退伍之后，就被地方民政部门分配到福州无线电元件二厂。这个企业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地处沿海。当时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都是手工业，没有听说过搞新兴工业的企业，特别是搞电子行业的。那时候正处“文革”时期，工厂招人首选“红色子弟”，特别像我们这些部队退伍回来的，一般一到企业里面就作为骨干分子培养。我当时非常期待，在我的印象中，电子产品的工厂应该有着宽敞的车间、身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和一尘不染的地面，但是进去一看，我就傻眼了——车间居然是一座教堂改建的，整个只有30多平方米，七八个员工，规模实在小得可怜。这一趟看下来，厂里既没有专用设备，又缺少资金、工人，更不必说技术人才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心想这个企业能生存下去吗？当时我的心里其实是非常担忧的。但是当时的厂领导就鼓励我们说，现在福建的电子行业正在新兴发展，从发展趋势来说，这个行业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听领导这样说了，我总算把心放下来一点。

当时的市里主管部门将我们厂的生产方向定位在为农村广播用的扬声器生产计划中，为此，我们先做了用于农村广播的压电扬声器和用于有线广播的舌簧扬声器两种产品，这两种产品结构相对简单。后来随着电视机和收录机产业逐步引进，福建也需要大量的元器件配套企业来支撑，我们仅靠原有的舌簧扬声器和压电扬声器生产水平是远远跟不上形势需要的。要想为这些整机厂配套就需要我们研制电动式扬声器。但是电动式扬声器比起压电和舌簧扬声器要复杂的多，我们这些部队回来的军人根本就不懂：这声音究竟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里面还有那么多复杂的零件，我们当时真的是一窍不通。

也是因当时的形势所迫，那一段时间各级领导都纷纷来厂里调研、指导，从各方面给予我们支持。领导们对我们这些退伍军人是很重视的，着力培养，把发展厂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于是我被派去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培训，去了几个月。

在上海飞乐厂，我们学到了扬声器制造的全部工艺流程，尤其是纸盆制造的关键技术。扬声器的音质好坏主要取决于纸盆，纸盆的纸浆配方则是企业的“秘方”，是企业的核心技术。那时的国营企业都是无私的、无保留的教授给我们，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通过在上海飞乐的培训，我们回来后就开始了大胆的实践，几个人在大桶里配纸浆，捞纸盆，用自己制作的纸盆组装扬声器，主观试听高、中、低音，摸索其中的规律。看到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扬声器，听到扬声器发出的声音，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

后来几年，我们几个人逐步地把做纸盆的技术掌握了。厂里的领导看我对工作上很热心，而且肯学、肯干，对我很重视。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我下定决心要把纸盆的质量继续搞上去，于是再次到上海去学习。这次，我是专门去学习做好纸盆的技术。到了上海老牌的音响厂飞乐厂，我就专心地向飞乐厂的一个老师傅请教，不懂就问，每天一直操作，边操作边总结提高自己的水平，把自己学的本领、知识用笔记记下来。当时我就逐渐明白了，纸盆质量的根源在于纸浆的好坏。而纸浆有几种，一种是东北佳木斯的，一种是广州的，还有一种是东南亚进口的纸浆。因为产地气候不同，东北的纸浆比较硬，南方的比较软，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起来，这样做出来的纸浆才比较“松”，音质好。做纸浆的配方如何，某一种东西加多少，都有严格的配方，做好之后还要反复试听。一批样品试听之后，觉得其中某种成分可能放多了或放少了，再在这个配方基础上不断地调整，最终才能搞出有自己企业特色的纸盆来。

正因为是捞纸浆、做纸盆起家的，我的耳朵对扬声器的音质反应非常灵敏，不管什么牌子的音响，我一听就能把高中低各个频段的音质情况听出来。又因为我姓王，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管我叫“喇叭王”。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把音响制作的技术掌握了。通过不断地派人员出去学习，抓住发展重点，先把两吋半的小扬声器搞出来。为了顺应时代风尚，当年我们扬声器的牌子叫做“古田牌”。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攻关小组，成员主要是部队回来的军人，精力、精神都很足，说干就干，干就干好，没日没夜地在旧教堂里面把小扬声器研制出来。研制出的小扬声器就用来配套我们福州当时的无线电厂和收音机厂，是那种很小的收音机，当时一台只要13块钱。就这样，小音响和收音机生产的市场关系就配套起来了，产品质量一做上去，我们在市场上也就更拿得出手，慢慢拓宽了销售的渠道。当年社会上的同志，一听到这个收音机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就都很喜欢。这样，我们这个厂子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其实是用很土很土的手段一点点做出来的。

王祥贵：我们把小扬声器做出来之后，厂子算是有起色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够，至少不能一直待在旧教堂里面。更不必说当时人才也很缺，分配进来的初中生、高中生是没办法进行生产创新的。我下决心要把厂子搞好，就向上级政府反映，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提出要搬到街道外面去，不能再在教堂里面窝着。一直在教堂里面的话，人家客户进来一看就觉得很不正规，也不会想买我们的产品了。于是我们决心要把教堂里面的这个车间及所有的员工全部搬出去，搬到中亭街上去。打算搬去的地方原来也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厂房，领导让我们搬进去改造。那时候我们创业是很艰难的，主要是没有资金。原来的设备都用板车晚上拉到新厂房，都是自己动手来运。当时我们一个厂里面只有十来个男同志、几个女同志，就一次七八个人这样慢慢抬。搬到那里后一看，原来破烂的厂房都是木板造的，根本没法使用。我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请求对厂房进行小改造，把木板的房子拆掉，用砖头和水泥重新造。最后造了三层楼，包括职工食堂等等，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左右。

就这样，我们从教堂搬进了新厂房。有了新厂房这个形象之后，当时的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我们了，市区领导也想要把这个电声行业的企业搞上去。在多方面条件改善之后，我们也开始追求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我们就想，如果一直用这个土的办法，即在桶里捞纸盆，再手工装配，那么批量生产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不仅效率低而且质量不稳定。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决定要改造设备。为了解决设备问题，我们与同行开展交流活动，广交朋友。这样，我们逐步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当时日本福斯特公司的设备比较先进，于是决定引进福斯特公司的设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引进设备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第一步要抓关键设备，所以我们首先引进的就是纸盆机和打浆机，当时大约用了五十万美金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举措对我们扬声器产品的一致性、稳定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品牌的名气逐步打响了。我们企业的品牌也从原来的“古田牌”改为“三福牌”，意思就是福建，福州，福斯特“三福”临门。我们原来只能做两吋半的小扬声器，后来逐步增加了三吋、四吋和五吋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的产品一直保持着这种发展状态，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且相对稳定。扬声器这个东西的判断标准主要分两种，一是主观判断，也就是说人人听来都不同，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就算用同一个设备，听感也会有所不同，哪怕是同一个人，站在不同位置听，效果也会有差异；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硬指标了，即通过仪器进行客观测试，这个是可以在生产环节中把握的。我们引进了丹麦的检测仪器，在当时算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测试仪了，这种权威的测试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也为我们批次测试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提供了测试标准。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因此客户对我们的扬声器评价都很高。那时候，我们的工厂在市里是很红火的，外界很多人都看到了电声产业的新希望，不少人来参观，社会上都知道“三福牌”的扬声器好。

本期采访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王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