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贵：八零年、八一年左右，福建省委书记马兴元到福州视察，觉得我们这个小企业很有希望。八三年的时候，国务院的领导来沿海地区视察，看了我们沿海的十几家工厂，也到我们厂里看了，觉得很有潜力，叫我们继续努力，不断发展。

领导的关怀鼓励着我们追求进一步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发展，最关键的还在于人才队伍建设。我们本身是部队的退伍军人，管理企业的水平需要提高，专业知识需要培训和深造，我们当时就参加了全国厂长的统考，提升自己的水平。同时，我们也把厂里的员工送出去学习，还请一些专家来指导，比如说南京大学的老教授沙家正教授、曹水轩教授等，都非常热心，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也逐渐意识到管理企业并不是单有好的设备就行，更需要有好的管理人才。我们逐步招进来中专学生、社会知识青年、大学毕业生，这样企业逐步有了自己的人才队伍，再把人才输送到企业的各个岗位，这些人才的到位，改善健全了企业的结构，包括新产品的开发，质量管理、生产管理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深感企业发展还是不够快，要擦亮眼睛寻求更好的机会，街道里面的小厂房会限制我们的进步，要想把产品的名声打出去，有了人才储备，引进了先进的加工设备，下一步我们就要让工厂上规模。于是我们下定决心，在八六年的时候买了十几亩地，打算搬迁。当时一些倒闭的单位合并到我们厂里来，我们又借了一部分钱，逐渐地把资金凑合起来，开始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造，最后盖了六层楼，企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企业做大了，我们仍然坚持不能自满，要不断谋求更新一轮的发展。我们厂最初是做单只扬声器起家的，90年代初电影院很热，我们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家庭影院的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大批量出口到台湾、香港等东南亚地区，一天能走一个集装箱。我们企业当时发展得非常好，企业评级也跟着上去了，评上了国家级企业，包括地方一级企业、先进企业等都评上了，产品质量也得到了专业机构的认可。作为出口量较大的外向型企业，我们厂于1993年获得国家经贸委批准授予企业自营出口权。我们的工厂尽管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还是一步步踏踏实实干起来了，同时也受到了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那时候国家资金也很紧张，我们引进设备、谋求发展是靠银行贷款，有钱了就马上还款，信誉很好。在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我们又开始引进第二批设备，一共花了二十八万美元，引进了一批装备线。高档次又性能稳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产品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一经出口就受到了东南亚一些厂家的热烈欢迎。

小编：王总刚刚讲到了贵厂在九十年代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贵厂也及时转变策略，实现了发展。您能不能再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

王祥贵：当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我们产品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东南亚经济一下子就垮掉了，由于我们行业的大量产品都是出口的，因此金融风暴对我们影响非常大。那时候行业协会马上召集开会，想办法减轻风暴对行业的巨大冲击。当时电声行业的专家开的几次会议，都是为了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困难，包括：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关键技术、开发新产品、保证产品一致性，还有降低原材料成本等等。在协会的指导下我们厂领导带领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积极练好内功，提高产品的一次性成品率，降低的成本也让利部份给老客户，这样保留住了原来的销路；再就是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只要客户要求的整改和提升，我们都积极配合，要求工程技术人员马上整改，直至客户满意，这样也吸引了部份新客户；三是经常地与福建省电子进出口公司沟通，及时了解外界的电子产品的发展，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探讨可能的新品方向，这样就能在他们提出产品试件要求时，第一时间拿出样品交给新客户认定。客户的满意也为我们争取来了新的客户。

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小编：王总您在厂里是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的，担任厂长之后又是工厂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一肩挑，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在企业管理上的经验吗？

王祥贵：我自己本身是捞纸浆做纸盆的工人出身，之后又做过车间主任、政工、采购，一步步从普通员工到副主任到副厂长，最后做到了厂长，一路这样走过来，各个岗位我都很有体会。

我做厂长的同时也做思想政治工作，厂长和党支部书记两个岗位一肩挑。刚开始厂里很大一部分员工是倒闭的工厂合并过来的，包括倒闭的自行车修理公司、倒闭的做麻袋的车间。别的厂有一些年纪大了的员工也接收进来，社会青年没有上山下乡的也分配进来。一些关系户一进来就想坐办公室，搞得我焦头烂额。这些人中有些思想上很有问题，不追求进步，一心就想要清闲岗位，我作为厂长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但我坚持公正处事，有错误的该批评就批评，有贡献的该奖励就奖励，不留情面，奖罚分明。“奖罚分明”是我在管理工厂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原则。

当时这些来源不一、年龄相差也较大的员工们在思想上非常不统一，还相互抱团、结派，思想工作很难开展。作为书记，我逐渐认识到不同的角色要不同的对待，不同的思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另外我还主持开展“学雷锋”运动，散乱的思想就一点点被统一起来，不同的派系也一点点团结起来，人的思想问题慢慢得到了解决。我一边做厂长，一边做党支部书记，说实在的，很累，也很难。我当时就坚持以身作则，要管理别人，先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管在哪个岗位都是尽职尽责。当一切都捋顺之后，领导和职工们也看到了我的努力，我也多次被评为市里的先进党支部书记。后来为了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抓生产，管理好企业，上级党委还专门抽调了一位优秀基层党务工作的老同志吴琴珍来担任书记。她对厂里工作非常支持，对我的帮助也很大，起到了一个党支部书记应有的作用。

在厂里改扩建的时候，我要求处处实事求是，严谨、认真、清楚的对待每一个环节。当时我们想要修建新厂房，困难重重。一些人打招呼要我们把建设外包给包工头来做，我坚决不同意，坚持交给国企来做。当时就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执意不听的话，这个厂长的职位就危险了，但我还是坚持不让步：我宁愿不做这个厂长，不做这个书记，我也不能让这种没有资质的私人承包的公司来建我们的工厂，万一是豆腐渣工程呢？我作为厂长必须要对我们的工厂，对我们的员工负责。所以我坚决要求有资质的国企来做，甚至半夜三更跑到省里去，和领导据理力争。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厂的每一块砖，都是我亲自把关的，绝不容许一丝隐患。 

我们电声分会3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有人写了四个字送给我，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四个字叫“清清白白”。我非常感动，自己觉得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我一辈子不做任何虚伪的、对不起良心的事，坚决不能损害集体利益。

本期采访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王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