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梓森院士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长江日报9月4日讯“40年前，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光纤通信，跟上世界科技潮流;没想到，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光纤强国。”近日，86岁的“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面对前来采访的长江日报记者笑言，“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事业梦想，那么我的梦想不仅实现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了。”

拉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科学美国人》杂志曾评价说：“光纤通信是二战以来最有意义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和通信网络。”

1970年，美国康宁公司花费3000万美元制造出了3条30米长的光纤样品，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出对光纤通信有实用价值的光纤。那时候中国与世界信息不通畅，直到1973年，赵梓森才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梦想。

“那时我们没有见过光纤是个什么样子，也没有制造光纤的设备，最后只有靠‘土法上马’解决所有问题。”赵梓森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1979年，赵梓森及其团队终于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每公里损耗只有4分贝的光纤。光纤、激光器、通信机，是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光纤制造出来了，还要解决另两个问题。就中国当时的工业和技术水平，如果单靠自力更生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如此会极大延误光纤通信在我国的推广使用。

利用被派到美国参观访问的机会，赵梓森与美国半导体激光器的发明人谢肇金博士进行商谈，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1979年9月，受邀来华访问的谢肇金与武汉邮科院签订正式合作办厂协议，在中国开办长江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赵梓森担任中方技术代表和负责人。

“我清醒地意识到，引进技术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决不能单纯依赖。所以我大胆起用了公司里年轻有为的李同宁为课题组组长，领导激光器自主研发。”回忆起当时决定，赵梓森至今仍深感欣慰。

1981年9月，由中方主导的长江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个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长波长半导体激光器，摆脱依赖美国技术的历史。

在武汉开启中国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1981年9月，邮电部和国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称“八二工程”。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汉四个市话分局。

这个工程有一个最突出的难点，就是在长距离传输中，光纤可能面临损坏，即断点问题。“这些断点有的显而易见，查找容易，有的则十分隐蔽，查找困难。为此，一方面必须研制光纤断点测试设备，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待命，排查线路中断故障。”赵梓森至今还记得当初的种种艰辛，“因为早期缺乏检修经验和检修仪器，每次都是相关人员一齐出动，我曾和20多个同事挤在院里分配的一辆额定8人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

1982年12月31日，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实用化系统——“八二工程”终于按期全线开通，正式进入武汉市市话网，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赵梓森团队又先后完成了数十项由短及长的光纤通信架设工程。其中，1993年完成的全长3046公里的“京汉广工程”，跨越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等6省市，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通信线路。

就这样，在10年时间，赵梓森的团队就将大容量高传速的光纤通信线路连通到天南海北，完成了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中国光纤产量问鼎世界第一

如果用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做比喻，“京汉广工程”只是光纤通信线路的大动脉，要把光纤通信深入到每个城市和乡村，实现光纤入户，还需要建立数量庞大的分支动脉、小动脉和毛细血管网。

如此一来，单靠武汉邮科院和全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单位生产相关材料和设备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光纤和光电产品的产业化和规模化。1983年，国家计委和邮电部考虑到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决定寻求外企合作。1984年，邮电部、湖北省和武汉市三方达成协议，在武汉建设邮电部武汉通信光纤厂，由赵梓森担任中方技术负责人。

被美国、日本等光纤制造强国拒绝后，赵梓森团队经过认真调研和艰苦谈判，在1985年与荷兰飞利浦公司达成协议，合作建立中外合作公司——长飞公司。长飞公司1988年成立，1992年即建成投产。到1998年，长飞公司生产的光纤质量就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量产突破100万公里。

随着光纤通信产业在武汉飞速发展，一个更大的构想——建设中国光谷，在这座城市酝酿。“1998年，华中科大黄德修教授就提出中国应该有个光谷。”赵梓森说，之后国家决定建光谷，但建在哪里还没定论，“武汉说在武汉，广州说在广州，上海说在上海，吉林说在长春。”随后经过赵梓森等26位院士专家及本地政府的不懈努力，2001年，中国光电子产业基地确定落户武汉，“武汉·中国光谷”正式诞生。从“一束光”到“一座城”，光电子、激光、中小显示面板、存储器芯片等产业，在武汉从此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虽然已是86岁高龄，赵梓森如今依然担任武汉邮科院高级技术顾问一职，依然关心着全球光纤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光纤、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全面问鼎了世界第一，但创新依然不够，在光纤损耗等技术指标方面，与美国、日本最顶尖的公司还存在差距。”赵梓森坦言。

“我尝过当亡国奴的味道，深知只有科技强大了，祖国强大了，才不会被欺。以我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来看，只有坚持走创新的道路，科技才会真正发展。我相信，武汉的光纤产业以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40年，一定会更加强大。”